最近,一则“儿子想当独奏家,穷爹娘忍痛为儿寻富爸妈”的消息在报摊格外抢眼:来自湖北荆州农村的15岁孩子宏宏(化名)自幼热爱音乐,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某音乐学院附中,但音乐之路的高成本,使这个收入微薄的家庭难以承受。为了让儿子能继续音乐之路,父母忍痛为宏宏寻找新“父母”, 以圆他继续追逐音乐的梦想。 宏宏的遭遇被媒体披露后,在音乐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某音乐学院的一位在校生说:“我非常同情宏宏的处境,学习艺术确实是一个需要高昂费用才能维持的梦想追求,一个小康家庭都会为此感到吃紧,连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农村家庭就更不用说了,要量力而行。” 某音乐学院附中的校长说,这个孩子的实际困难不在学费,而在于他要额外拜师。作为学校来说,一周两堂专业课是正常的教学计划,校方不允许老师加课,也不主张学生额外请老师补课。 某艺术院校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现在请老师补课是大势所趋,艺术的特殊性决定它需要一对一、手把手地教学。现在学习古筝、琵琶等民族器乐,讲师级每节课至少100元,教授级200至300元,一周学一次得多少钱?找名家就更贵了,每月没有5000元下不来…… 宏宏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出一个社会现象——艺术院校由于其专业技能的特殊性,收费往往比普通院校高很多,这无疑挡住了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追逐艺术的脚步。去过舞蹈、音乐等艺术院校的人不难发现,在普通院校中会经常见到贫家子弟的身影,在艺术院校中很难看到。面对高昂的学费,究竟有多少农村的贫困孩子幸运地走入艺术院校大门?记者日前对北京各大艺术院校学生的城乡比例进行了一番调查。 北京舞蹈学院在校生的城乡比例为8∶2,这“2”仅局限在舞蹈理论、美术等非表演专业,而就读于舞蹈表演专业的农村孩子的数量为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有学生600人,农村孩子仅一两个。北京电影学院最新统计表明,进入三试的学生城乡比例为28∶1,如果再试,农村孩子比例会更低。中央美术学院由于“童子功”要求不强,农村孩子比例相对高一些,在今年的2万名考生中,农村孩子占到了总数的1/3。中国戏曲学院学生的城乡分布明显不均衡,戏曲表演、戏曲文学等专业的农村子女相对较多,而学习音乐、声乐、钢琴的基本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孩子。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说,比例失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而在于农村找不到好的老师、接受不到好的艺术教育。 在某艺术院校,记者见到了一个就读于美术设计专业的农村女孩,她的父母在河北农村以卖小菜为生,每月收入仅三四百元,还要供养一个未成年的弟弟。为了让女儿学有所成,父母起早贪黑并省吃俭用,懂事的女孩也在学校周边餐馆帮工以缓解家庭压力,挣点看画展、做模型的钱。“每次上学时,妈妈用手绢包着我的学费,一点点掀开,里面有零有整,我知道她的心一定很疼,这是父母一点一滴挣的血汗钱。”说到这些,女孩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中国戏曲学院学生处处长赵全胜谈到农村孩子的求学路,感慨颇多:“我们非常想帮贫困孩子一把,但学校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国家对贫困生也有专门的扶持政策。拿我们学校为例,对贫困生的助学贷款资助比例为5%,金额每年最高为6000元,而学校一年的学费是1万元,也就是说,还有4000元需要他们筹集,这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鉴于此,学校给他们提供了3种补助,即按等级发放的生活补贴、勤工助学金以及饭补,加起来一共四五百元,解决贫困生的基本生活没问题。” “在艺术院校,每月花费1000元的学生大有人在,四五百元只是最低的生活保障。”中央戏剧学院一位老师说,艺术院校的学费有的每年高达2万元,包括生活费、住宿费等,大学期间没有10万元下不来。 “即使入了校,各项学习开支也像滚雪球似的逐年增加,学表演的要置服装,学美术的要纸张、画布、颜料,学音乐、舞蹈的需要光碟、观摩演出等,这些日常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位学生家长说。 赵全胜说,10年前艺术院校基本不存在贫困生的问题,有困难的家庭往往知难而退了,自从国家出台了助学贷款的政策后,贫困生数量开始逐年增加,许多家长认为,有了贷款孩子们能上学了。然而,一定比例的助学贷款只是向具备有偿还能力的贫困生倾斜,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无缘助学金。即便享受到了贷款,艺术院校的学费外加日常开销,对贫困家庭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负担,甚至不少原本衣食无忧的家庭最后也因此变成了困难家庭。 对此现象,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直言不讳地说,上世纪50年代从农村出来的陈燮阳,如果在今天求学恐怕就成不了大指挥家了;农家子弟、歌唱家廖昌永,如果在当今求学也难圆歌唱梦。如此高额费用,不知会使多少农村孩子的艺术天分被埋没。 “音乐界已经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并且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冯光钰说,现在音乐界贫富不均,最穷的是理论家,最富的是器乐家。各地艺术院校和演出团体的器乐家们都有“私人学生”,每月动辄每人收费三五百上千元不等,还互相攀比,似乎收费越高体现的艺术价值就越高,这无疑给那些贫困学生设置了更大障碍,使那些有天份想成材又无经济实力的学生难以获得艺术大家的提携。 中央美院教务处处长诸迪说,急功近利使一些学生相当浮躁,为了得到额外收入,美术学院的不少学生都忙着在外挣钱、接活,一些人经常旷课,学生的生存压力和学业培养形成了矛盾,校方对此很头疼…… 有责任的音乐教育家能否多给弱势群体开绿灯,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平等的机会?艺术舞台的“嫌贫爱富”,显然不利于城乡艺术教育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众多有艺术天赋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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