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前，每至春节古人便折剪了桃枝插于门脸。最早的用意纯粹是驱鬼辟邪，后来又觉这不失为一种小有情调的美饰物件，就越发把它当回事了，岁岁过农历年，民间不忘插了翠绿的桃枝，日久成民俗，这便是中国年画门神的“前身”．
如今中国南方乡村过年时，依旧忘不了贴门神外，用红纸折个倒三角形，与几许绿枝，一并贴了门两侧。这远古的遗俗，现在还在一些地方沿袭着，实在出乎意料。北宋初年，中原人开始琢磨着在木板子上刻画儿，开始大量地“复制”年画，这贴在门脸儿上的纸画儿，便染上了一身商品属性，百业中，添了一门营生。
朱仙镇木版年画--五子登科
朱仙镇年画社
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是宋都开封。靖康二年，金人夺了北宋的江山，迫使年画作坊艺人去了距开封２０余公里的朱仙镇。明清期间，朱仙镇民间艺人又把年画的商业化推到极致，镇上从事年画的字号多达３００余家，年画不仅是大宗出货，还最终影响到后来的天津杨柳青、山东的潍坊、江苏的桃花坞年画等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画中人物造型，大头小身子，模样可爱至极；用色大胆，红、黄、绿、紫，单看，俗气得一塌糊涂，搭配在一起，却艳得恰到好处。
祖宗留下民俗遗风，好多都丢了，年画却延续着，只是古时普遍使用的木版年画，不流行了，改为机器印刷，量更大了，倒是依然沿用“古法”出品的年画，额外添了份亲切。
一个老人见证了朱仙镇年画起死回生的过程，他便是姚敬堂。
朱仙镇木版年画，从明朝到现在，虽说消长兴衰不是直线走过来的，其间断档只有一次，时间在２０世纪中叶。这蛮喜欢人的民间艺术，那个时期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所有的作坊、东家、艺人一夜间都收了家伙，散了摊。
如果不是１７年前，当镇里张罗着拯救濒临灭绝的年画时，镇上还活着１１位老艺人，民间还偷偷藏匿着几块刻版的话，这朱仙镇年画能否走到今天的样子，还真难说。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是姚敬堂老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挂牌，也是他作为社长，开始重拾先人文化遗产的起点。
“当年，我算了算，镇上６０岁以上的老艺人还有１１个，请到年画社的４个，一个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这么先干了起来。”姚老气闲语缓地追述着。
朱仙镇木版年画--天官赐福
姚敬堂把艺人拢过来之后，想的腥嫌小！吧赌晖妨耍鹋拢隽舜砦依弦ΦＷ呕共怀伞！被暗秸夥荻希胖卫葱囊缓幔案惆浅隼矗桶浅隼础薄Ｊ赂舳嗄昊匾湔饧拢刺靡裁挥辛系侥切┌孀泳孤裨谒业亩沟乩锛甘辍８胖卫吹那欢啵停罚霸焕戳欤詈蠡故钦胖伟菜腿サ摹�
当年，姚敬堂一共找到了５３块，有重复的，不重样的有２３块。旧版子中明代的有２块，清代的有２３块，多数都不管用了，现在都保存在开封县文化局。当年，年画社的作坊就设在赵庄。 在教科文组织后来的一系列文件中都或详或略地肯定了玻利维亚政府做出的这一历史性贡献。因而1973年也成为“16年辩论”开始计算的起始时间。接着，在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助下，突尼斯政府于1976年2月至3月间召开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部版权法，简称《突尼斯样板版权法》,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保护本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条款。1978年，教科文组织进一步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展开不间断合作，仅从1980年到1984年，双方就联合举办过4次专家会议和4次地区性会议，力图联手解决这一类的国际国内纷争。
1982年，这两个政府间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性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简称《示范条款》)。潭纫惭橹ち私炭莆淖橹恢北值目判怨ぷ髟蚝图嫒莶⑿畹暮献骶瘛＠纾醋远蚬隙喽拇砥胀蚰崞娑�(MiguelPuwainchir)用本土的一则谚语开始了他的发难：“‘没有土地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如果教科文组织不能改变什么，那么我们一定要改变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占领之前，我们拥有纯净的文化；今天，则充斥着太多的混乱!文化，已经遭到污染。我们需要促进并捍卫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寻求文化的相互关联，负面的价值观应该被忘记。……《建议案》基本上把文化描述成‘物品’!但文化也是人类（有生命的）。我们为什么要拆开这二者……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化才是我们的真正本性。”
对这种来自本土立场的告诫，普罗特也有鞭辟入里的阐述，“部落人深深理解世间万物的‘息息相关’，形象地说，即‘生命网’。这与西方将个体从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单独分析的分割式思维方式全然不同。……真正需要保护的是社会过程，而不是已经被制造出来的物品。这也是很多原住居民采纳的方法。但是西方的模式将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物品，如‘知识’、‘生活形式’或‘商业’，而传统社会习惯于将所有的东西理解为一个过程，如‘知道’，或‘认知’、‘生活’、‘保护’。”因此，如何在社会过程中以联系的、整体的原则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确保其生命活力的延续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一种以价值观念为导向、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方针的遗产保护模式逐步在理论上得以厘清。
在教科文组织主持的长期辩论中，或是修改已经通过的《建议案》，或是酝酿一种新的法律手段，业已成为一种呼声，即要求至少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和定义等问题制定一个新的文件或修订原有的文件，并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创造者和实践者）的中心作用。这次会议之后，教科文组织就开始为拟定一个新的准则文件，以便对在国际层面上规范“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公允地说，在《公约》出台的艰辛历程中，《建议案》承上启下地架接起了一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桥梁。该建议虽不具约束力，但却是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准则。即便是在《公约》通过后，这一以folklore为关键词的重要文件也未完全退出“人类遗产”的舞台，在2005年各会员国申报龅莨矗淮謇锢纯慈饶值牧诶锵饶米摺按摹绷恕�
临来，无意间在一杂志中，见几大页关于朱仙镇年画的报道，主角还是张廷旭，图文并茂，尤其是图拍得抢眼、漂亮，也就多看了几眼，不承想却看出了一幅照片的破绽。那幅照片立意为美，却不免失实：冬野里，麦地抽了翠绿，张家父子在小狮子狗的率领下，一前一后拎着一长长的竹竿，竹竿上像晾晒衣服一样挂满了宣纸印好的年画，图解大意为：在卖画的路上。
这哪儿跟哪儿呀，竹竿是搭于室内，晾干画用的，不拿出来“兜风”；依规矩，张家父子只负责刻印，不卖画，买卖的事都由姚敬堂统筹；即便送画到镇上，有乡间土路可行，大可不必在田间“踏青”。问老张这事缘由，他说：“那拍照的非让俺做。”
当记者问起那么多媒体来采访，见报出镜的机会多了会不会烦时，老张对着记者憨憨一笑：“《东方时空》播俺时，家里人看了，２０多分钟呢。”
姚敬堂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记者、学者来这儿，俺还不接待哩，有些工艺、绝活，不好随便示人。”
活化石
张家木版年画印制的作坊，设在自家西屋。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内，一应设备，大致可分两块，靠门放的是格架，码满刻版，往里居中，便是张家夫妻劳作印画的木版案子。案子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屋子，案子上方，横空搭支着竹竿，用以晾画。
屋内一切物件都是自制，操作技法也都是沿袭古法，一点也不走样。甭小看了这简易的作坊，也别小瞧了多版多色的套色印年画的方法，１４世纪末叶至１７世纪中叶，这是印刷术的最高境界。
以传承的形式，保持这一民间艺术，正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最看重的“宝贝”，朱仙镇历史陈迹拢到一处，也不抵一个年画“值钱”，申报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朱仙镇年画“有戏”。
一个镇上的艺人，论刻版有刀味、木味的，要数５０岁的张廷旭；论印功，是张的妻子王振梅；论快手，依张说，是小儿子晨云。小儿子不光持一把刷子，刷得利落，放学没事，好要个木版，试着运刀，起、行、收、停诸刀力，蛮有样。张看着喜欢，便由着儿子，间或指点一招。
版画，讲刀法；刀法不同，效果迥异。行家所言的刀味、木味，外行难看究竟，只是那印出的画儿，美的丑的，总有个取舍。张家的刻版，开封县文化馆要了珍藏，张家的画儿，不跑色。
两次去张家，没见廷旭操刀。说起来，他也急，可印活多，老是挤不出时间来。没日没夜的，两口子一天印１００多张，就这门市部还老缺货。张廷旭说，抽空他还要刻版。记者看过他的版，活做得很仔细。
据说张使的是一把明代的弯刀，以古法切纸，刀落纸断，很有古韵。听说要试他切纸的功夫，张撂下手中的活，唤了妻子、女儿，不大一会儿搬出木板床一个，当院置稳了，启开一箱宣纸，寸厚一沓，放木板上展平铺直，取镇尺，紧握刀柄，贴镇尺下刀，果真不俗，虽不敢说比机器切割得齐，也大致差不到哪里去。 听说张家的切纸刀，是祖辈传下来的，记者拿来，以中指试刃锋，刃薄如纸。刀是好，但凭感觉怎么也不觉得是一把明代的切纸刀，于是冒昧一问，围观一村民抢先答道：“少说也是清朝的。”“哪里！没那么老，最多是民国的。”张廷旭赶忙纠正。刀不是明朝的，但老张说，刚才这一番演示，可是古切纸法。随后，又验了张冬丽使刀的技艺，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张看了直摇头，给记者解释：“这东西使惯了，就顺手了。平时，都是我切，没让她搭过手。”
其实，张冬丽切纸切得好不好，记者没在意，只是觉得有意思。不过，记者提问冬丽那句话不免有些高调，她也答得利索：“你问我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今后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几辈子传下来的手艺，到我们这一辈不能让它失传，要把它继承下去。”
论实话实说，还是人家老张。实在得有点任记者摆布。
记者听说现在朱仙镇年画用的颜料，还都是沿袭古代中药熬制法熬出来的，这哪里可能？那么贵，谁舍得？
这个问题，记者拐弯抹角当回事提出了。张家的人没往深里想，竟当真支了口铁锅，泡了草草壳壳的，熬将起来，蘸了少许往宣纸上一点，色不甚艳，张冬丽说：“时间不够，还没有熬到家。”
史料记载，朱仙镇年画，其色经久不褪。记者打听到了，那草１６元钱一公斤，不贵。在赵庄，除了张廷旭一间年画作坊外，还有刘金学、刘金录等家庭作坊，此外，镇里还有个官办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他们制作年画的办法，都是不含糊、不走样的古法，被人说成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
张家年画作坊的意义，不在刻版、不在年画本身，而在于制作工艺的传承意义，即父传子、师带徒地把这一民间艺术累世传承下去。唯有在商业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达此意愿，否则朱仙镇木版年画真是要沦落为博物馆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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