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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遗作遗物返还案”始末——及我对于此案浅陋的法律探讨（二）
一、二审判决（书）违法的剥夺了:五上诉人中四上诉人的上诉权
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起诉的是：彭德秀、潘晓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五人，一审判决后，五原告均不服，在法定时间内,共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
在给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98）民终字第178号}称“彭德秀等5人：你们与安徽省博物馆返还财产一案上诉状已收到。经审查，上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受理，……”
但是，二审判决（书）中却将上诉人只认定为：彭德秀一人。判决（书）称“彭德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彭德秀负担。”五位上诉人中其中有四位（潘晓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的上诉权被剥夺了。
这不可能是笔误：因为在二审的判决（书）上明确的将潘晓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四人的诉讼地位列为是：“原审原告”。其严重法律后果是：
1. 剥夺了《宪法》第3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8条所赋予四位上诉人的上诉权。
2. 四当事人的上诉权被剥夺后，就永远丧失了对争议标的——“潘玉良遗产”主张的权利。
二、一、二审的审判程序不合法
1．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6.28日正式受理、立案，直到1998.4.3日才不公开的开了一次庭，1998.8.3日电话通知我们去拿判决书。此判决没有公开宣告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是1998.12.15日受理、立案。1999.1.5日同样不公开的开了一次庭，到2000.7.22日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们去拿判决日期为2000.6.19日的判决书。这次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公开宣告判决。
两次不公开宣告判决都是违反了1991年4月9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的规定——没有“公开宣告判决”
对于判决，所有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毫无例外的强调“一律公开宣告判决”。那也就是“公开宣告判决”是审判程序中，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正如同所有各届的高考都强调“考生不得交头接耳”，如果在考场中监考老师发现有交头接耳的考生，会当场宣布该考生成绩作废。
同样，对于一、二审判都违反了“一律公开宣告判决”法定程序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厅不会认定为是：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吧！！
肖扬院长在《当代的司法制度与中国的司法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开审判的五大好处，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是有利于减少腐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由于进行公开审判，法庭的审判活动都置于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可以有效地减少暗箱操作、幕后操作，防止司法人员舞弊现象，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潘玉良遗产返还案”在一、二审中合议庭都是应博物馆方面要求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博物院方面在答辩状中称：“鉴于此案社会影响较大，公开审理将会引起诸多连锁及不良后果，特请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
《民事诉讼法》第120条中规定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的几种情况中并没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
成克杰、胡长清的案件“社会影响”不大吗？事实证明 ：“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公开审理，更能加强对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
因此我认为，本案“不公开审理”其目的就是想要规避舆论的监督作用。
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6条就指出：“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
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肖扬院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不断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严格执行程序法，通过程序公正，保证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依法参与诉讼活动，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充分行使。……通过公正裁判，使正义得以伸张。”
通过这次诉讼过程，也深刻感受到：我们当事人作为的弱势一方，没有诉讼的程序公正，没有审判活动的透明度，我们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得不到充分的行使和保障。也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审判结果。
2． 一、二审的判决（书）中所认定的重要事实没有证据。而且没有按照法定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在法庭公开举证、质证，不能进行认证”的规定，没有在法庭上公开举证、质证。 （对原告有利的事实，在庭审时已得到确认，但在判决书中又莫名其妙的被推翻掉了。）
一、二审的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作为判决依据的，重要事实有三条：
a) “本院认为，彭德秀及其四位子女向国家有关部门书面表示捐献潘玉良的部分遗产，其捐献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具体，遗作、遗物的名目、数量清楚，”
b)
此事实认定毫无证据。
在二审庭审时，对方律师及合议庭都已确认：我们五当事人在成为“潘玉良遗产的所有权人”后没有“赠与表示”——即五当事人没有“赠与表示”。
其次，潘玉良遗物的名目、数量，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上文中已介绍过——清点、验收时：潘玉良几只箱子里面有“书一包”、“书若干”、“常玉速写一卷”——这能说是:“遗物的名目、数量清楚”吗？
曾经参与潘玉良遗作、遗物清点、验收工作的省美协鲍加同志，在《寻找她在巴黎的足迹》一文中写到：“1985年初，我在整理她运回国的画幅和遗物时，曾计算出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雕塑等共计2000余件（幅）……”
不仅是我们和省美协鲍加同志，就是负责保管的省博物馆很长时间都不清楚潘玉良遗作的数量——博物馆在1985年7月举办《潘玉良遗作展》的《前言》里写到：“潘玉良生前留下两千余件油画、彩墨画、素描和版画。……”
潘玉良遗作放在博物馆里已有一年零四个月，他们都不清楚具体数量。
潘玉良遗作的名目、数量，我们是在1992.8.11日博物馆的《潘玉良四千余遗作回归故里八年来的回顾》（以下简称：《八年来的回顾》）一文方才得知潘玉良遗作的名目、数量。——“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共计4719件……”
被安徽省博物馆非法占有的遗物我们至今都还不知道名目、数量。
——“捐献的遗作、遗物的名目、数量清楚”——这一认定的事实证据何在？！
b) “经审理查明……家属代表从潘玉良的遗作、遗物中挑选了21件美术作品作为家庭收藏，其他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文化部会同安徽省委宣传部从潘玉良的遗作、遗物中选出28件交给中央美术馆……”。
此认定的事实，更是毫无证据。而且“未在法庭公开举证、质证”。
c)在一、二审判决（书）中认定：1984.3.17日是我们五人将潘玉良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的确切日期。——“经审理查明……1984年3月17日……家属代表从潘玉良遗作遗物中挑选了21件美术作品及部分遗物作为家庭收藏，其他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
而在一、二审中博物馆的“民事答辩状”中均称：“……彭德秀等人于1985.7月将潘玉良遗作遗物自愿捐献给国家”。
“没有经过法庭质证和辩论的事实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法官或法庭判断的依据被限制在言辞、辩论的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 （《民事诉讼法学》/司法部教材编审部/1999.6第一版/P54）
那么一、二审判决（书）中认定：
（1）家属代表从潘玉良的遗作、遗物中挑选了21件美术作品作为家庭收藏，其他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
（2）84.3.17日是我们捐献的具体日期。
这两项事实被告方既未主张，也未举证。一、二审判决（书）对此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如果是法庭依法收集的证据，为什么在一、二审庭审时，没有没有按法定程序：当庭出示，由我们当事人质证和辩论呢？！
以上三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第一条事实庭审时已得出相反的结论，判决（书）可以莫名其妙的推翻，第二、三条事实既没有证据，又没有经过“在法庭公开举证、质证，”的 法定程序。因此按规定：“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在法庭公开举证、质证，不能进行认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 第5条）
不仅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证据，而且其他的事实也不知根据来自何处。二审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早年，潘赞化带生子与潘玉良结婚，……”只要问问我们，或看一遍传记小说《画魂》就知道——潘赞化与潘玉良结婚是1913年，潘牟出生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七年，即1920年，而且潘牟的出生是潘玉良一手促成的。——就不至于闹出“经审理查明……潘赞化带生子与潘玉良结婚”这样的低级错误来了。
3. 一、二审的审判（书）中所认定的“赠与的法律关系成立”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判决书应写明：一. ……二. 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法律依据。”
然而一、二审判决（书）对“赠与法律关系成立”的认定，都没有提出相应的 “适用法律依据”。
是没有关于“赠于”的法律条文吗？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合同法》都有关于“赠于”的法律规定，然而确实都不“适用”——只得：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认定“赠与的法律关系成立”了。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法律依据”何以认定“法律关系”？！
三．根据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认定：“赠与的法律关系成立”，是错误的。
而根据事实证据和新的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应该是：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博物馆共同实施的——对我们五当事人的潘玉良遗产继承权、所有权“共同侵权”的违法民事行为。
“赠与的法律关系”是双方实践性的民事法律关系。
其一般的成立要件为：赠与人的明确意思表示——要约；受赠与人的“明示”表示接受——承诺；明确具体的“赠与物”。
其特别成立要件为：赠与人对受赠与人“赠与物的实际交付”。（《合同法》第14、20、185、18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8条； 司法部：《赠与公证细则》）
1．1977.7.22日，潘玉良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潘牟获得潘玉良遗产的继承权和所有权。潘牟以自己及五当事人名义于1977.8.28日及1977.10.1日分别给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写了信。
潘牟在1977.8.28日及1977.10.1日的信：是希望委托驻法使馆处理几件潘玉良去世后的具体善后事务的“意思表示”。
——博物馆及一、二审法庭都将潘牟的信断章取义的曲解成：纯粹是潘牟表示赠于潘玉良遗作的“意思表示”，或者更严重的歪曲成：五当事人纯粹表示赠于潘玉良遗产的“意思表示”。
在法律关系上，是潘牟希望与驻法使馆上建立：“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即“要约”，而以下几项具体“委托事务的内容”——即“要约”的“客体”。（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14、21、25、26条）
应该要提其注意的是：潘牟的信，既不是表示放弃对潘玉良遗产的继承，又不是表示赠于潘玉良的全部遗作，而是有条件的部分赠于潘玉良遗作。
但直至1979年12月9日潘牟去世，甚至于到了1984年3月17日潘玉良遗产被实际分割时，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都没有回信，“表示同意”接受潘牟 “委托的意思表示”——即“承诺”。
在法律上，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就是用“沉默”的方式——拒绝了“潘牟的委托”。因此，潘牟与驻法使馆之间并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委托关系”。潘牟单方面的“要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
潘牟在1977.8.28日及1977.10.1日给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的信中希望“委托”: 驻法使馆帮助我们完成以下事项：
1) 为了将来家庭有一个完整潘玉良遗作的纪念册，将法国博物馆、艺术馆里收藏的潘玉良的作品拍一份完整的照片，寄给我们。
2) 将潘玉良的骨灰运回祖国，实现她“魂归祖国”的愿望。
3) 将潘玉良的遗作运回祖国。（遗作运回后的想法是：大部分赠给国家，小部分留作家庭纪念。
……
至于遗作运回后的“大部分赠给国家，小部分留作家庭纪念”的表示： 从法律上，只是潘牟关于“赠与部分潘玉良遗作”的“要约邀请”，其理由是：
a. “赠与表示”的“主体不明确”——国家不是“特定的当事人”。(必须是属于国家的：在主观上能积极宣传、弘扬潘玉良的艺术成果；客观上有保管、保藏好潘玉良的作品条件；同时要经过潘牟认可的“特定的当事人”。显然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不是这“特定的当事人”。)
主体中——我们五当事人，当时对潘玉良的遗产也不具有民事权利。
b.最重要的是：“客体不明确”——潘玉良遗作的“大部分……，小部分……”在具体数量
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概念。
c.“要约邀请”更不具有有法律效力。（如果有“特定的当事人”，根据潘牟的“要约邀请”向潘牟发出“同意接受赠与”的“新要约”（主、客体都必须明确、具体），随之潘牟作出“承诺”。那末潘牟的“赠与表示”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合同法》第14、15、21条）
因为首先潘牟与驻法使馆并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委托关系”（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其次潘牟“赠与部分潘玉良遗作”的“表示”是法律上的“要约邀请”。
所以驻法使馆按照法律不允许对潘玉良的遗产作出“法律上”的处分。(只有保管好潘玉良的遗产，并在适当的时候转交给潘牟，或潘牟的继承人的法定义务)（《继承法》第24条）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去世至1979年12月9日潘牟去世，此期间内潘玉良遗产的继承权和所有权、处分权法定由潘牟所享有，在此期间潘牟并没有行使法律行为将潘玉良遗产的继承权和处分权转移给他人。
2． 我们五当事人的“赠与的法律关系”不成立
1) 潘牟于1979年12月9日病逝于安徽省安庆市。按继承法规定，此时的本案五当事人获得潘玉良遗产的转继承权和所有权。在本案五当事人自1979年12月9日获得潘玉良遗产所有权后，直至1984年3月17日潘玉良遗产被实际分割时，没有作出任何“赠与的表示”——即“赠与”的“要约”。
2) 1984.3.17日潘玉良遗产在安徽省博物馆被实际分割，完全是文化部艺术局王米、刘国华主持和省委委宣传部一起，根据《文化部1235号文》的精神，实施具体分割的。上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
当时交付过程，在安徽省博物馆所撰写的《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潘玉良遗作，在中央和省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当即组织专门班子进行全面清点登记……除少数交给中国美术馆及家属收藏外，现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共计……”
这足以证明：在1984.3.17日是“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将少量潘玉良部分遗作“交给家属收藏”的真正交付过程。
而不是二审判决（书）所认定的：“经审理查明……1984年3月17日……家属代表从潘玉良遗作遗物中挑选了21件美术作品及部分遗物作为家庭收藏，其他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的交付过程。
一、二审判决（书）中，用了“挑选”这一关键词，就是想要证明：家属代表在交付过程中是：“主导的、主动的”地位。（但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过程。）
而在安徽省博物馆的《八年来的回顾》中：“除少数交给家属收藏外”的真实记述，却证明：家属代表在交付过程中是处于“被动的、从属的”的真正地位。
有在“赠与交付过程”中“赠与人”是：处在“被动的、从属的”的地位，而“赠与的法律关系成立”的案例吗？！
因为五当事人“赠与的法律关系”的一般成立要件和特别成立要件都不具备，所以一、二审判决（书）认定：五当事人“赠与的法律关系成立”是错误的。
我们在这里设想一个案例：某甲是一位有很高造诣但是知名度不高的书法爱好者，他写信给某文化艺术的主管部门：希望赠送一些自己的作品给国家收藏。但是该部门认为某甲的书法水平不高，不值得收藏，其提出“赠于”的做法是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而，对于某甲的信不于回复。事隔多年，某甲去世后，他的书法水平被世人所认可，已跻身国内一流书法家之列。某甲之子某乙在继承其父的书法作品后，为了宏扬其父的艺术成就，在某一市级博物馆展出其父的书法作品。但是在展出后，这家博物馆却将全部作品收归己有，某乙多次索讨未果，将博物馆告上法庭，要求博物馆归还其父的作品。博物馆则辩称是某乙赠于给他们的，不予归还。其证据就是：其父多年前“表示赠于给国家”的一封信；而作品又是某乙“交付”给他们的；作品已是博物馆藏品；“博物馆藏品属国家所有，要求返还显属不当。”
试问：法庭能否判决某乙的“赠于的法律关系成立”？
3．我们非常清楚：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彭德秀及其四位子女向国家有关部门书面表示捐献潘玉良的部分遗产，……”的依据仅仅是：潘牟本人以自己及五当事人名义于1977.8.28日及1977.10.1日分别给驻法使馆及外交部领事司写的两封信。
如果法庭全然不采纳本案诉讼代理人对这两封信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分析，强行认定两封信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潘牟的“赠与表示”我们五当事人必须履行。
那末潘牟的信不是“全部放弃潘玉良遗产继承权”的“赠与表示”，而是潘玉良遗作“有条件的部分赠与表示”在法律上则是毋容置疑的。
遗产、遗物、遗作，这三者本来是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然而法庭不知是无心，抑或是有意，总是把三者混为一谈。潘牟1977.8.28日及1977.10.1日信也只是表示赠与潘玉良部分遗作。——“本院认为……表示捐献潘玉良的部分遗产”这一法庭事实认定，其证据何在！
1）在“附有条件”的赠与时，受赠与人必须首先履行义务才能享受权利，(《合同法》第190条)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所规定的。驻法使馆对潘牟在两封信中“委托”办理的其他几件事项的义务履行了吗？驻法使馆领事司可以不履行义务而只享有潘玉良遗作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吗？
按照《合同法》第192条第三款 “ 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之规定，我们五当事人也完全可以依法“撤销赠与”。
2）即便是驻法使馆领事司履行了潘牟在两封信中约定的义务，五当事人必须履行赠与义务，那末赠与具体数量潘玉良遗作的权力也必须由我们五当事人来行使，而在本案中，不仅是潘玉良遗作，连潘玉良遗产都由受赠与人来任意处置，这种主体倒置，客体混淆的赠与方式合法吗？！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行为人具备行为的违法性；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通则》第106、130条）
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新的事实证据，及适用的法律关系应该是：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及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博物馆共同实施的：剥夺了五当事人的合法的潘玉良遗产继承权、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处分权”，是违反法律的“共同侵权行为”。
财产所有权——“所有权”是主权，它有四项附属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其中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可以与主权分开。
例如，某甲拥有一商业用房的所有权，他将该房租借给某乙用于经营，某乙在租赁期间内，拥有该房屋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但是某乙不拥有也不能行使处分权——如：卖出、赠于、拆毁等。如果某乙在租赁期间内卖出、赠于、拆毁了该房屋。就是对某甲财产所有权的违法侵权行为。
“财产的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核心，是决定财产命运的一种权能，因此这一权力只能由所有权人自己行使，非所有权人不得随意处分他人财产。”
“财产所有权及处分权都是排他性的，即在任何时间对某一特定财产都只能有一个所有权和处分权。” （《民法》/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 P228）
1977.7.22日潘玉良在巴黎病逝后，她在法国没有继承人，而且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所以她的遗产就当然的被存放在中国驻法使馆内。
驻法使馆本应按《继承法》第24条“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之规定：“妥善保管遗产”，然后转交给其合法继承人——我们五当事人，但是驻法使馆并没有这样依法办理。
1．自1981年至1984.3.17日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及安徽省委宣传部分别及共同行使潘玉良遗产所有权的“处分权”的全过程：
1） 1981年驻法使馆就擅自将潘玉良的两幅作品赠送给巴黎谢努西博物馆。（The Cernuschi Museum in Paris）这就证明：驻法使馆在1981年就开始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了。
{两幅作品为：1.自塑像 1951 署名（中文） 高51厘米 青铜 中国驻法大使1981年赠谢努西博物馆 2.裸体画 红衣女坐像 1955 水墨 裱架 91*64厘米 左上方署名（中文） 中国驻法大使1981年赠谢努西博物馆 此证据为新的证据，是美国西部艺术博物馆主任莎拉.谢尔顿（Sara Sheldon）女士提供的。}
在1979.12.9日潘牟去世后，潘玉良遗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由法律规定由本案的五当事人所享有，而且是排他性的，不允许别人享有。
我们五当事人与驻法使馆之间，并未建立：委托他们处理潘玉良遗产的“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
驻法使馆领事司擅自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就是明显的侵犯了我们五当事人合法继承潘玉良遗产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处分权的“侵权行为”。
2) 1982.1.18日，驻法大使馆领事司致文化部{（82）法领字（57）号文《已故画家潘玉良遗作遗物处理文》}提出两种处理意见：“一、全部运回国内交国家有关部门……二、挑选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运回国内，其余作品在当地拍卖，一部分款上缴国家……。” ——驻法大使馆领事司以潘玉良遗产所有权人的身份，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向文化部发出“要约”。——是谁给他们这个权利的？！
3) 1982.3.20日文化部致外交部领事司的函中称“同意江丰同志意见，请将潘画全部运回国内交中国美术馆收藏”。
4) 1983.6.3日《文化部1235号文》中决定：“潘画运回后交文化部艺术局收件，除中央美术馆留几件代表作作为国家收藏，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传部接收。”——此时潘玉良遗作的处分权由驻法使馆领事司转交给文化部艺术局了。
5) 1984.3.17日文化部艺术局王米，刘国华及省委委宣传部按《文化部1235号文》精神，实施对潘玉良遗物的实际分割，实际行使非法的“处分权”：
将28幅潘玉良作品的所有权交给中国美术馆；
将25幅潘玉良作品的所有权交给中央美院；
还有不明数量、品种的潘玉良遗物（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不知交给那个部门了。
将21幅潘玉良作品的所有权交给等待“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赏赐”的家属代表“彭德秀，徐永昇”。（而且这21幅作品，还是文化部“建议”安徽省委宣传部给我们的，如果安徽省委宣传部不接受“建议”,我们真正的所有权人将一无所有。）
将剩下的4000余幅的潘玉良作品和潘玉良遗物全部交给安徽省委宣传部。(以后不知道什么具体时间又正式转交给安徽省博物馆了——在《交接证书》上写明是“存放在省博物馆”。)
最后形成的交接证书的是：《中央文化部、安徽省委宣传部关于从法国运回的安徽旅法已故画家潘玉良遗作、遗物清点交接证书》
以上事实很清楚的证明：自1981年开始驻法大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委委宣传部分阶段的非法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
《交接证书》及《八年来的回顾》两份证据，确凿无疑的证明当时事实是：
交付方——中央文化部；接收方——安徽省委宣传部（另有少部份交给中央美院及潘玉良家属代表）。
而不是二审的审判（书）中所认定的：交付方——我们五当事人；接收方——代表国家的中央文化部和安徽省委宣传部。
这两者法律上的区别就是：是“谁”在实际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
这样就最终完成了：对我们五当事人的潘玉良遗产所有权的“共同侵权行为”。
2. 潘玉良遗产“所有权转移”的具体时间
在涉及到财产继受的的民事诉讼案中，所有权转移的具体时间是一个在法律上很关键的问题。
在本案中，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去世，她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潘牟依法获得潘玉良遗产的继承权和所有权。
1979年12月9日潘牟去世，本案的五当事人依法获得潘玉良遗产的转继承权和所有权。
那末，我们五当事人所继承的潘玉良遗产所有权是什么具体时间“转移”给“国家”的呢？
如果按照一、二判决（书）认定：1984.3.17日是我们捐献的具体日期——即是我们五当事人将潘玉良遗产所有权转移给“国家”的具体日期。（而对方当事人却提出：1985.7月是我们捐献的具体日期）
那末从1981年开始到1984.3.17日之间，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已经分别和共同实施——对潘玉良遗产进行“法律上处分”，这行使潘玉良遗产“处分权”的“权利”从何而来的？——没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而行使的民事行为，法定的就是“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
当时我们也感觉到这样的“赠与方式”有些不合情理——全然不顾及“赠与人”的权益，而完全由“受赠与人”行使“处分权”的“赠与方式”。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既不敢也无法（无法律依据）向“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强调我们的合法权益。只有按传统的行为模式——多次向省委宣传部、博物馆口头及书面“请求”：“返还潘玉良遗物，多返还一点潘玉良的遗作”的要求，但是他们都毫不于理会。
因为省委宣传部和博物馆方面认为，潘玉良的遗作遗物是：驻法使馆领事司交付给文化部艺术局；文化部艺术局交付给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交付给安徽省博物馆。他们占有潘玉良的遗作遗物是上级部门交付给他们的，与我们五当事人毫无法律关系。
安徽省博物馆在92.8.11日的《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中指出，他们占有潘玉良部分遗产的法律依据是:“……八年前潘玉良部分遗作,连同一批遗物,从巴黎运回祖国,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终于实现了她生前的遗愿。……”
在2001.3月安徽省博物馆出版的画册《潘玉良》的前言中，博物馆长胡欣民写道：“潘玉良临终前仍嘱托友人一定要将起作品奉献给国人……)
可见安徽省博物馆一直都坚持认为：他们获得潘玉良部分遗作、遗物的所有权，并非是我们“五当事人赠与”给他们的，而是“潘玉良的遗愿”或“潘玉良的临终嘱托”——即法律上的“遗赠”。——我还是要问：证据何在！
以上确凿的证据即可证明：安徽省博物馆占有潘玉良遗产，决不是我们五当事人的“赠与行为”。而是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及安徽省委宣传部自82年1月18日开始至84年3月17日结束的违法的“共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
如果说，安徽省博物馆占有潘玉良遗作的事实，还能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潘牟的赠与表示”——即“要约邀请”，勉强沾上一点边。那么1981年巴黎谢努西博物馆占有潘玉良两幅作品，是谁的“赠与表示”，又是谁“交付”给他们的呢？！
以上四部门所行使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具有关联性；都有共同过错；其结果具有单一性。根据以上事实和适用法律只能认定为：“共同”剥夺了五当事人——侨眷的合法的潘玉良遗产继承权、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处分权”，是违反法律的“共同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5款，第71、72、106、130条，《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13条） 按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之规定：“违反法律的或社会公益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四．一、二审法庭没有依法通知：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委宣传部等三单位参与本案诉讼。
为了查清事实真相和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五当事人依法请求追加：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委宣传部为共同被告。
在本案中以下证据：{82.1.18驻法使馆领事司（82）法领字（57）号文}；{83.3.20.文化部艺术局致外交部领事司函 } ；以及《文化部1235号文》均为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我们认可。以及《八年来的回顾》，《交接证书》。其证据力是毫无置疑的。一、二 审法庭要查清事实真相，就必须按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之规定：
应该由法庭依法通知：: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及安徽省委宣传部参加共同诉讼。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本文中我们又提供新的证据：驻法使馆在1981年起就开始违法行使潘玉良遗产的“处分权”。
为了查清事实真相和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五当事人依法请求追加：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委宣传部为共同被告。
本案审理、判决的关键所在就是：程序不合法、司法不公
2000.10.26日李鹏委员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在司法工作中，还普遍存在重视实体法，而不重视诉讼法的现象，必须予以纠正。按诉讼法办案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证。”
在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的地位，以保障裁判的实体公证和程序公正。（《民事诉讼法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 编审/1999.6第一版P13）
从本案的一、二审的审判全过程来看我们认为，法庭不是处于中立的地位，而是完全站在对方当事人的立场上。
如果仅仅是感情上站在对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也无可厚非。但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不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就有失“国家司法机关”应该处于“公正、公平及中立的地位”的正确立场了。
——“彭德秀及其四位子女向国家有关部门书面表示捐献潘玉良的部分遗产；”
——“其捐献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具体，遗作、遗物的名目、数量清楚；”
——“家属代表从潘玉良遗作、遗物中挑选了21 幅美术作品及部分遗物作为家庭收藏，其他遗作、遗物捐献给国家；”
这些毫无证据的事实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的认定“赠于的法律关系成立”。不就很清楚的说明——法院”不是“处于中立的地位”吗！——这样怎么能够“保障裁判的实体公证和程序公正。”呢？
正是因为我们在诉讼时，一、二审的审判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因而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
我们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地行使和保障，从而导致我们的民事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护。
如果将民事诉讼类比于足球比赛：诉讼双方就是参赛的两支球队；裁判就是法庭；球赛的规则就是审判的程序和法律规定；球场的观众也就是公开审判时的参与旁听的各界人士。
在球赛中，裁判的职责就是按照规则控制全场比赛，按照规则判断双方的进球是否有效，并根据双方有效进球数，宣布比赛结果。
而在诉讼中，法庭的职责就是根据在庭审时诉讼双方对于事实证据辩论、质证的结果，依据法律条文，作出公正的判决。
我感觉我们的这场诉讼过程好象是“潘玉良亲属队”同“博物馆队”的一场不允许观众参观的足球赛：在这场比赛中，明明是我方攻进对方球门两个球，对方一球未进。但是在比赛后，裁判却宣布对方以二比零战胜我们！比赛时因为不允许观众参观，不明就里的人们以为我们技不如人，确实是输给人家了呢！
这个宣布的结果我们能接受吗？！
——当时造成有关部门侵权的主客观原因
我们一直也在思考，为什么现在这一切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时居然就发生了？各级参与的领导、包括我们当事人，在当时都认为这一切是正常的呢？！
其原因我认为无外乎几个方面：
1. 在1977年至83年间，文化革命刚结束，在政治和民事领域都还被极左思潮所控制，人民的民事权利被极端的忽视，人民的私有财产（除了保障最低水平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是革命的对象。
2．潘玉良的遗产由于客观的原因——遗产在法国，我们要求出国继承、处理的要求被置之不理。——被驻法使馆实际占有。而他们错误的认为拥有“占有权”，即可以行使“处分权”。而且按他们的处分方式：也并没有徇‘私’舞弊，表面上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3．在遗产继承方面，特别是海外大宗遗产的继承，法律上是一片空白。当时的大宗遗产，特别是潘玉良的遗产——是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更被当然的认为是国家财产。
上面已经介绍过了：在19843.17日有关领导实施潘玉良遗作的实际分割时，彭德秀看到一幅潘赞化的素描画像，向王米同志“要”，王米居然回答说：“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经反复请求，最后甚至于要向他下跪，才不得已给了彭德秀。（在“赠与法律关系成立”的案例中，有这样可怜的“赠与人地位”存在的情况吗！）
1984.3.19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就说过：“象潘玉良这样的画家，她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按照戴副部长的说法，是不是一切有知名度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有知识产权都属于国家呢？名人的成就视为国家财富是一回事，他们作品的处置权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正厅级干部真的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吗？
1982.1.18日，驻法大使馆领事司致中央文化部，{（82）法领字（57号）文《已故画家潘玉良遗作处理文》}中，提出两种意见：“一是全部运回国内交各有关部门……，二是挑选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运回国内，其余作品在当地拍卖，所得之款一部分上交国家"
可见，有关部门在当时已经形成这种定势思维：潘玉良遗产就是国家财产。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的一切做法都顺理成章了。
4．我们——潘玉良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当时也由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既不能也不敢强调我们的合法权益。
主观方面：
潘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达20多年之久，直至1978年才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公职。潘忠丘也因为在1965年因出身于“黑五类”的家庭而未考取大学后，应祖母潘玉良要求，申请到法国去，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非议，在1971年被错定为：企图投敌判国的“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再加上人人都闻之色变的家庭“海外关系”，所以当时我们的家庭的政治地位是一直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多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只许规规距，不许乱说乱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我们敢强调自己的权益吗！心有余悸的我们敢对《文化部1235号文》提出不同意见吗！敢对“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对潘玉良遗作的处分和分割有异议吗！
客观方面：
经过“四人帮”多年的肆虐，当时我们和全国老百姓一样，已经不知道“民事权利”为何物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拨乱反正”的大政方针确定后，我们国家经过几年的立法准备工作以后才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陆续颁布关于民事、继承，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方面认识也是不清楚的，当时既然“中央和省主管部门领导”都认为是潘玉良的遗产是国家财产。能给我们一点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那里还敢有其他的非议呢？！
在国家的相关法律颁布后，通过不断加强法制学习，我们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非法侵占的事实，也才敢用法律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一、二审阶段我们还是不想牵扯面过大——仅仅将安徽省博物馆列为被告，——如果法庭确实想查清事实真相也会“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但对于这样太令人失望的诉讼结果，我们只有在“申诉状”中，要求将其他侵权单位一并列为被告，追究其侵权的民事责任。
在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农村里为了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把农民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没收，要求他们吃“人民公社的大食堂”。
城市里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可以将每家多余的房屋进行“私房改造”，房主为了表示心诚，还必须书面向党表示愿意接受“改造”。
好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些错误不是毫不犹豫被纠正过来了吗！
潘玉良遗物遗作处理过程我们也认为：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人民的民事权利被极端的忽视；有关部门受极左思潮干扰和无法可依所造成的后果。
现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实事求是的解决本案并不困难。我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一审时，没有对1984年3月17日文化部带走交给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的潘玉良遗作提出诉请；上诉时，没有将驻法使馆领事司、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共同被告；一、二审时都降低诉讼请求，提出调解方案——就可以证实我们希望本案的处理不仅是：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合情。
要充分理解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对于有关部门和双方当事人的制约因素——从而现在找到双方利益都能兼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愿不愿意做。
反之，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既无事实证据，又无法律依据的无理压人——若干年前也许我们会“口服心不服”，而现在我们就是“既心不服，又口不服”了！
——对于一、二审法庭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实认定， 适用法律错误，我们的思考。
大家都很明白： 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虽然法律上规定，在民事诉讼上是“平等的当事人的地位”。但是我们五当事人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对方当事人是：驻法使馆领事司、文化部艺术局、安徽省宣传部、安徽省博物馆，其行政差距是巨大的，我们是明显的弱势一方。
为了维护他们行为的合法性，和既成事实，只有采用这种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审判方式，才能产生对方胜诉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种审判方式和结果从表面上看“维护了国家利益”，——潘玉良的大部分遗产是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安徽省博物馆所实际占有，而这些单位是属于国家的，因而判决安徽省博物馆胜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
两审合议庭即使是：错判，误判，也只是“徇‘公’舞弊，枉法裁判”而不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但是这些看起来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判决结果，却实质上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a） 《宪法》所赋予我们五当事人的公民、侨眷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被剥夺。《宪法》所赋予我们上诉权，五当事人中有四当事人被剥夺。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对《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的不安全感。破坏了人民对《宪法》——国家根本大法的信任感。
b) 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结果，直接导致人民对法院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怀疑。“法院一旦违法，将会成为反面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无视法律的法院将从根本上打碎人民对法律的信心。”（《司法改革需统筹兼顾》 /何兵/法制日报2000.12.4）
“我国要依法治国，建設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是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又载入了《宪法》。是我们国家法定的治国大纲。“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法院的工作主题”。如果人民对国家的“司法公正”失去信心，将会从根本上动摇 “我国要依法治国，建設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大纲。
c）侵犯了侨眷的合法权益，——合法的财产继承权。将会使广大的侨民、侨眷、归侨，对我国的侨务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实产生了怀疑。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经过漫长近十年的诉讼历程，我们对于本案诉讼过程的重视远远大于对于本案结果的重视。就象“秋菊打官司”一样，我们要的是“公道”；要的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公正、公平”的审判过程。为此，我将对本案的四点想法整理成“申诉状”于2000年12月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又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虽然按我国法律规定，二审判决是终审判决，但是如果符合下述条件的，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就必须对案件进行“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定、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原判定、裁定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我认为，本诉讼案件完全符合上述条件。于是我在2000.12.7日以五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将“申诉状”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的“民事接待室”。接待我的是“高院立案庭”的肖宝英女法官，她饶有兴趣的听了我关于案情的介绍和申诉的理由。答复我：尽快调阅一、二审案卷；研究案情，给我们答复。
然而，这一研究又是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到现在还是杳无音信。其中我曾向各有关方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将我们要求再审的“申诉状”寄交给他们，但始终没有回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用通知书驳回申请。”这也就强制性的规定：对于“申诉状”必须审查，而且必须有答复：或是同意再审；或是“用通知书驳回申请。”
我也注意到，目前诉讼中确实存在极少数无序申诉，引发无限再审的问题，影响了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法界提出完善再审程序、实现有限再审的一些解决办法，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制定相关规范审判监督工作的司法解释。
然而再审程序——毕竟是法律上专门设计用来依法纠错，最大程度地保障司法公正的程序。完善、规范再审程序并不是取消再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对我们递交给的“申诉状”，可以近两年半的时间完全不理不睬，这种不作为的状态是正常的吗？！是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把我们的“上诉权”和“申诉权”一起给剥夺了呢？！
这道法律救济程序对于任何案件，任何审级都应该是适用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不需要再审，也不允许对其提起申诉。那我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服从法律、违心的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
然而法律并没有如此规定。那么最高法院也必须模范的遵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必须认真的审查我们的“申诉状”，或作出再审决定；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驳回申诉通知”让我们理解判决的正确——使我们息诉、服判。
由于我的法律知识浮浅和对相关文件的精神学习得不很透彻，以上意见中不当之处可能比比皆是。但是如果通过“再审判”过程，或者按法律规定的“用通知书驳回申诉”。使我们从确凿的事实和准确的法律依据认识到：“赠与的法律关系”确实是“成立”的，那也是对我们全家以及海内外的亲友都是极好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届时我将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将“再审判决（书）”或“驳回通知书”寄交：巴黎谢努西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安徽省博物馆。以法律的形式通知他们：他们所得到潘玉良遗作是我们五当事人“赠与”给他们的。以便我们能按《捐赠法》第16条规定，要求他们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以及明细的潘玉良遗作、遗物清单。（我们自1985年起就多次向安徽省博物馆提出要一份明细的潘玉良遗作、遗物清单，及一套潘玉良遗作的照片，但至今他们都不屑于回复。我们只是从《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中才得知省博物馆占有潘玉良遗作4719幅，其它遗物到现在还不知详情。我们也是从一审判决（书）才知道中国美术馆占有潘玉良遗作28幅，中央美院占有潘玉良遗作25幅的具体的数字。）并对他们在潘玉良遗作、遗物的“保管、使用情况进行查询和建议”。 （《捐赠法》第21条）。
“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是肖扬院长对于人民法院的明确要求，也是人民对于法院工作强烈的期望。《民事诉讼法》对于立案、审理、上诉，再审申诉、民事权利的保护等在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要求诉讼双方当事人，也同样要求法院。这种规定具有可操作性，是刚性的。就本案来说，如果我们的上诉、申诉的时间超出规定，毫无疑问会被法院驳回。自1994年立案到2000.7月二审终审，时间为六年多，要求再审的“申诉状”已递交出近两年时间了，至今没有音信。法院的权限就可以超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吗？这种“效率”不能说是“高效率”，对于法院和当事人都是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浪费。
现在王米、刘国华、（文化部）戴岳、王庭、（省委宣传部）彭德秀（还有我们不知名的驻法使馆负责人）等当事人均垂垂老矣，再拖下去，将来取证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不论是“再审”还是“驳回申诉”都请最高人民法院能加快进度，提高效率。
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治国大纲。现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逐渐健全,特别是在越来越强调“司法公正”和“诉讼程序公正” 的今天 ，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充分重视此案的现实意义和对“司法改革”深远的意义，依法启动司法监督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公平的；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法定程序，再审理“潘玉良遗产返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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